《论语》的语言直白、生动，而又不失风趣幽默。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，“读《论语》，有读了全然无事者；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；有读了后知好之者；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。”朱熹讲的更妙，“理会了《论语》，便是孔子”，“盖《论语》中言语，真能穷究极其纤悉，无不透彻，如从孔子肚里穿过，孔子肝肺尽知了，岂不是孔子。”（《论语集注》）

    初读《论语》，会发现一些常见的格言警句、成语典故尽出其中；再读，会对孔老夫子肃然起敬，明白对他的批判调侃尽是轻浮之举；三读会不忍释卷，产生到他身边做弟子的冲动；反复读来则是满纸兰若，齿颊留香，回味无穷。笔者读书时习惯从首章末句下手，一册新书到手，也是先看前言后记，了解全书概貌后再去深读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乐；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这是《论语》开篇《学而》的第一句，多数人耳熟能详，但终篇《尧曰》的末了一句却不为人们常提及。《论语》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后世习惯将之总称为“三知”，经过历代学者的注解提炼，已成为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

    “三知”的本义通说阐释为，“不知道命运，就不能够做君子；不懂得礼，就不能够立身；不识别言语，就不能够识别人。”“三知”之首，知命方能为君子。孔子对天命的体认历程大体为：知命——畏命——立命——不忧不惧。由认识自己，知穷达夭寿，到顺应天道，服从规矩，再到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最终看淡生死，乐天知命，体现出的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。“三知”其次，知礼方能在社会关系中准确定位。孔子毕生追求克己复礼，要求人们做到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礼既可塑造品格，不使人散漫，又是规则和规律，只有服从礼的拘束，才可以达到修身与处世的统一。人不知礼，不按照礼的指示去处理社会关系，就无法端正自我，适应社会，进而会逐渐丧失在社会立足的资格。“三知”之末，知言方能识人之邪正。君子之言，言而有信，如二程所述，“言有物而行有恒”，亦如扬子所论：“幽必有验乎明，远必有验乎近，大必验乎小，微必有验乎著。”而小人之言，淫辞妄言，巧言令色，言不由衷。孔子“立言”所力求实现的效果是慎言慎行，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，将言行一致设定为做人的基本底线。

    《论语》是一本谈话录，通过大量的微型叙事进行道德述说，“谈”和“听”的叙事场景朴素多元，蕴含着广阔的阐释空间，是儒家伦理不断发掘的原点。同时，《论语》又是一本百科全书，“天德王道之全，修己治人之要，具在《论语》一书。”孔子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，在等级森严的专制时代，却将人格自由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如朱子所言，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《论语》中的对话篇幅短，回合少。单回合对话有70余次，超过三个来回的非常有限。所以，《论语》实质上是一部自由言论集。对此，林语堂先生曾精妙地指出：“《论语》一书，有很多孔子的人情味。要明白《论语》的意味，须先明白孔子对门人说的话，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话、老实话、率真话、不打算对外人说的话、脱口而出的话、幽默自得话甚至开玩笑的话，及破口骂人的话。”“总而言之，是孔子与门人私下对谈的实录，最可宝贵的，使我们复见孔子的真面目。就是这些半真半假、雍容自得的实录，由这些闲谈实录，可以想见孔子的真性格。”

    正因为是一部自由言论集，所以《论语》诸篇并没有按照严格的体系组成，但某些章节按一定的中心安排，其用意仍清楚可见，尤其是首末两章的布局安排，大有可琢磨处。清末民初学者蔡模认为：“《论语》首章，末以君子言；末章，首以君子言。圣人教人，期至于君子而已，详味两章语意，实相表里。学者其合而观之。”陈栎也认为：“《论语》一书，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。首末两章皆以君子言之，记者之深意。夫子尝自谓不怨天，不尤人；人不知而不愠，不尤人也；知命，则不怨天，且乐天矣。学者其深玩潜心焉。”《四书解义》甚至以为，“三知”处于终篇末句不是孔门弟子偶然所为，实系儒学之入门功夫，“此一章书，是孔子言圣学之始事也。”“修身处世之道固自多端，然其要有三，知命、知礼、知言而已。《论语》以是终篇，诚示人以修己处世之要道，必自知入矣。”

    对于“三知”的内部关系，儒学界的解读普遍认为，知命、知礼、知言之间是递进关系。南宋初期学者、教育家张栻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证，认为：“此所论命，谓穷达得丧之有定也。不知命，则将徼幸而苟求，何以为君子乎？知命则志定，然后其所当为者可得而为矣。礼者所以检身也，不知礼则视听言动无所持守，其将何以立乎？知礼则有践履之实矣。知言如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之类，不知言则无以知其情实之所存，其将何以知人乎？故知言则取友不差矣。此三者，学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务，必以是为本而后学可进。不然，虽务于穷高极远，而终无所益。门人以此终《论语》之书，岂无旨哉？”简言之，知命可使心志有定，不作非分之举，故知命而后能知礼；知礼可使行为中节，不敢妄言轻动，故知礼而后能知言；知言可使沟通畅达，辨良莠而后择友相交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故知言能使行为愈加中节，心志愈加有定，从而成为“有恒”之君子。由此可见，“三知”实乃君子根基，只有根基牢固了，探求天命性理才不致蹈空堕虚。

    《论语》全书蕴含着积极的人格思想，旨在全面塑造一种“君子”人格。“君子”一词在《论语》中共出现107次，并且在所有二十篇中都有出现，是《论语》中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。一般认为，孔子所谓的“君子”属于社会中的上层人物，一是指那些出身高贵、地位较高的统治者；二是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、能够遵循礼乐的人。也有新的观点认为，孔子的贡献在于对“君子”的内涵进行了新的界定，使之成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专业管理者。《论语》中“君子”的定位是“政治精英加道德楷模”，其影响在于“民众表率加社会典范”。综观《论语》全书，孔子所称许的“君子”典型只有子产、子贱、遽伯玉、南宫适四个人。“子谓子产：有君子之道四焉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“子谓子贱，君子哉若人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“南宫适出，子曰，‘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’。”（《宪问》）“子曰，君子哉遽伯玉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可见孔子认定君子的标准是很严格的。笔者认为，孔子虽然将“君子”设置为一种高标准的理想人格，但他反复强调的却是“君子”现实修炼途径上的着眼于当下。在此视野下，凡是具有向理想人格迈进决心的人都可以视为君子，“君子”实质上成为一个凌驾于贵贱之上的概念，是对等级观念的有力冲击。孔子虽没有明言自己是君子，但从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来看，他对自己的君子品格是自信的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（《为政》）明儒顾宪成将之概括为养成君子的三重境界，“夫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，是修境；五十知天命，是悟境；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，是证境。”修境即不断学习、积极进取、自我完善的过程；悟境即洞悉自我，领悟万物，身心成熟的状态；证境则是对人生顺逆了然于胸，对世事无常泰然处之，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，在繁杂的规矩中能够任意出入的化境。而且，孔子强调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（《学而》）“务本”就是追寻事情的根本，简言之，就是做好本身工作，尽己职责，以达到自然之道。可见，孔子的“君子”人格是具有实践可能性的。

    人人可为君子的立论并非仅停留在说教层面，在方法论上，孔子也作出了相应的体系化探究。《论语》终篇末句的“三知”是从正的、应为的角度讲述了君子的修炼之道，而其他章节出现的“三戒”、“三畏”等，则是从反的、不应为的角度阐述了君子的内省克己功夫。正如钱穆先生所说：“后人言志，多指有为，不知有戒，是亦失之。”孔子切中要害地指出：“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（《季氏》）应当根据不同的年龄段，痛下决心，戒除人性中好色、好斗、贪得的劣根。而且必须心存敬畏，常怀惕惕之心，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妄之徒往往没有好的结局。他说：“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（《季氏》）朱熹对此作过精彩的注解：“畏者，严惮之意也。天命者，天所赋之正理也。知其可畏，则其戒谨恐惧，自有不能已者。而付畀之重，可以不失矣。大人圣言，皆天命所当畏。知畏天命，则不得不畏之矣。”“畏天命三字好。是理会得道理，便谨去做，不敢违，便是畏之也。如非礼勿视听言动，与夫戒慎恐惧，皆所以畏天命也。”王夫子对“三畏”解读得更为透彻：“天有所不敢，故冬不雷而夏不雪；地有所不敢，故山不流而水不止；圣人有所不敢，故禹、汤不以天下与人，孔子述而不作。人皆有不敢之心，行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中。”而无知者无所畏惧，“闻古有之，不揣而傲之，无所惮而为之，皆自绝于天者也。”“三戒”的着眼点是告诫人们警惕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，是知命观的具体体现。“三畏”中的畏天命、畏大人言、畏圣人言与知命、知礼、知言一一对应，“三知”必然“三畏”，“三畏”方可“三知”。由此可见，“三知”虽然位于《论语》终篇末句，但它不仅是儒学门径、圣学之始，而且是践行儒道、“转识成智”的有效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