培育法院文化，需要对法院的现实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，以期确立适当的路径，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培育之策。

　　（一）法院的现实状况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不断推进，法院的整体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，现代司法理念初步树立，群体素质和整体形象也有了明显的提升，但总体上说，法院的现实状况并不令人乐观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　　1、职业素质大众化。

　　目前大多数法院尤其基层法院的法官主体，是《法官法》实施前的人员，来源复杂，高校分配的毕业生，所占比例十分弱小，如笔者所在的法院，直至今日，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本科毕业生仅有1人，占2%.大多数法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、专门的法律教育，知识老化，专业水平不高，法律综合素质偏低。虽然通过自学、电大、函大、业大以及党校等途径提高了学历层次，但这种学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民教育，即知识传授型教育，与全日制高校法律专业毕业生相比，缺乏系统的法律理论的学习和综合法律素质的培养，换句话说，既是国民教育，一般的公民也完全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获得教育，因而是大众化的教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通过国民教育提升的学历数量，很大程度上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，以此作为法官素质提高的佐证尚显勉强。另一方面，学习培训虽然逐年增多，但仅靠短期的灌输仍无异于 “蜻蜓点水”，更何况这类学习培训不仅次数少，而且受制于法院财力。

　　2、管理体制行政化

　　由于我国传统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体制，因而在构建司法体制时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行政化管理模式。法院对审判的行政化管理使得法官“独立”、“中立” 形同虚设；作为法院最高裁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“判而不审”，使得合议庭“审而不判”，不仅违背了司法活动的亲历性的要求，与程序公正相背离，而且诱使部分法官一遇难题就推向审委会，甚至成为一些法官推脱责任的借口；上、下级法院之间名为指导、监督的关系，实际上早已成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发的文件、进行的种种形式的考评，早已不是指导性意见，而完全是一种行政命令式指令，下级法院也早已习惯按照上级法院的指令去完成，鲜有人提出异议。

　　3、行使权力地方化。

　　从法院现实情况看，审判权依赖行政权存在的现象十分普遍。法官的任免、职务职级完全由地方掌管，这就使得法官在具体办案时，不得不考虑地方领导的意图；法院没有独立的财权，经济保障完全由地方财政供给。没有经济的独立，就没有身份的自由。所以，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与地方利益就有了割舍不掉的牵扯，地方法院成为“地方的法院”，每遇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，法院或者法官往往以牺牲公平正义来确保地方利益，这也是法院和法官的无奈；法官主体来源本地化，使得法官在承办具体案件时，时常考虑的是关系，否则就有可能使自己家人、亲属、朋友受到影响或求人办事时遇到刁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独立行使审判权往往成为一句高调。

　　4、社会地位淡漠化。

　　《法官法》实施，法官的职业保障和待遇仍可望不可及，而《警察法》颁布后，有关规定早已落实，其实根本不用与公安系统相比，在法院内部，法官的待遇比法警待遇低早已是“见怪不怪”的现象；法院提高“门槛”严把入口关，其主观愿望是为了选拔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，但现实情况是，真正符合条件的法律人才更愿意选择收入较高、工作轻松、自由自在的律师职业或其他行政部门，鲜有人愿意进入比一般公务员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大，要求高，待遇也不好的法院，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法院。笔者所在的法院面向社会招考时，竟出现无人报名的现象，与工商、税务报名点火爆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种现状一方面使得法院尊荣感、吸引力丧失，另一方面，极大地挫伤了现有法官的积极性，以至年轻的、优秀的法官辞职改行干律师的现象屡有发生。